计价规则从“强制”变成“推荐”——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换版后，建工结算的三个实务判断

　　先看一个越来越常见的场景。总承包人与发包人在2024年年底签了施工合同，合同里只写“按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结算”，并在专用条款中笼统约定“执行国家现行计价规范”，既没有写明适用哪一版、也没有约定换版之后如何处理。项目跨年施工，2025年9月1日之后才进入结算。此时承包人主张：新版的《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编号GB/T 50500-2024）已经施行，原2013版规范同时废止，结算当然要按新标准来；发包人则翻出合同说：双方约定的计价基础是签约时的那一套规则，换标与已签合同无关，何况新标准编号里带“/T”，是推荐性的，凭什么强制我按它算。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争议就这么僵住了。

　　这个分歧之所以值得单独讨论，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法律属性变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4年第212号批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GB/T 50500-2024，自2025年9月1日起实施，原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2013）同时废止；配套的《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也以GB/T 50854-2024的编号发布，同样自2025年9月1日起实施，原GB 50854-2013同时废止。编号里的“/T”，在《标准化法》的语境下不是无关紧要的符号——它意味着这套规则从强制性国家标准转为了推荐性国家标准。库里关于结算依据、签证工期、清单缺项的文章已经不少，但从“计价标准法律属性变了”这个切口去谈结算影响，还没有覆盖过，本篇就把这条线讲透。

#一、判断一：标准由强制转推荐后，合同约定不明时还能不能“照标准算”

　　第一个判断，是换版之后，标准在合同没有明确约定时的地位问题。很多人下意识认为，既然GB 50500-2013是强制性国家标准、不能“不执行”，那它当然天然充当结算依据；换成推荐性的GB/T之后，这个默认地位就动摇了。这个直觉方向上不错，但要落到具体条文，需要把两条线接起来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2017年11月4日修订，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条把标准体系讲得很清楚：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国家鼓励采用推荐性标准。第二十五条进一步划定强制性的边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服务，不得生产、销售、进口或者提供。这两条合起来说明一件事：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应的是“不得违反”的底线，而推荐性国家标准对应的只是“鼓励采用”，本身并不直接产生“必须照它算钱”的效力。

　　那结算的依据从哪里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2020年12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5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第十九条给出了基本顺位：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价款；因设计变更导致工程量或者质量标准发生变化、双方对该部分价款不能协商一致的，可以参照签订施工合同时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方法或者计价标准结算工程价款。也就是说，结算的第一依据始终是合同约定，标准只是约定的对象或补充的参照。当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才轮到《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的补充规则依次顶上——先协议补充，再按合同相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顺序履行，价款不明确的按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

　　把这几条连起来，风险的轮廓就清楚了。对承包人而言，最容易踩的坑是把“标准换版”当成自动涨价的理由，以为只要按新标准的计量与计价口径算出来，法院就会照单全收；但如果合同明确约定了计价方法，按解释一第十九条，约定优先，新标准的口径未必能覆盖既有约定，贸然按新标准主张，反而可能在举证和说理上先输一截。对发包人而言，常见误判则相反——认为“带/T就是随便参考，我用不着理会”，于是对换版后出现的新增列项、费用构成变化完全不闻不问，等到结算时才发现合同对新标准没有预留接口，争议只能被迫进入鉴定，成本被推到最后。

　　不同处理路径的利弊也比较分明。路径一，在合同中直接写明所适用计价标准的编号与版本，并约定换版后的调整机制，优点是边界清晰、可预期，前提是签约时愿意花功夫把这些看似琐碎的条款写实。路径二，把“执行现行计价规范”这类概括表述留给合同，等到换版后再靠司法解释的补充规则去解释，好处是签约省事，代价是把不确定性留给了结算阶段，最终往往只能通过鉴定或诉讼解决。路径三，在履约过程中通过补充协议、会议纪要或计价确认单把口径固定下来，灵活性最高，但对过程管理的留痕要求也最高，一旦记录不全，事后主张很容易落空。

#二、判断二：新旧标准的衔接分界线，按招标文件还是按签订合同时间算

　　第二个判断，是跨版项目的衔接问题。这是换版之后实际争议最集中的地方：同一个工程项目，清单编制、招标、签约、施工、结算可能横跨2025年9月1日这条线，一部分工作按旧版完成，一部分按新版口径推进，双方对“到底按哪一版算”各有各的说法。

　　从规则设计的思路看，衔接通常不会简单以“结算发生的时间”划线，而是以发承包关系形成的时间为基准，理由也很直接：清单和报价是在招标或签约阶段就已经确定并约束双方的，如果反过来以结算时的标准去回溯调整已成交的价格，等于让当事人在投标时无法预判自己的权利义务，交易基础就被破坏了。

　　以已经出台配套文件的北京市为例。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2025年8月20日印发《关于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及配套工程量计算标准的实施意见》，自2025年9月1日起施行，其中明确：2025年9月1日起发出招标文件（以招标方式发包）的工程，按该实施意见执行；直接签订施工合同（以非招标方式发包）的工程，可参照执行；2025年9月1日前发出招标文件或签订施工合同的工程，仍按原规定执行；原《关于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及相关计算规范的实施意见》（京建发〔2014〕172号）同时废止。这个口径把分界线落在了“发出招标文件或者签订施工合同”的时点，而不是结算或竣工时点。包括江西在内的多个省市也陆续出台了配套的实施意见，思路大体一致。

　　这里的风险，主要是被“标准施行日”这四个字误导。标准自2025年9月1日起实施，说的是标准本身的效力起点，不等于“2025年9月1日以后结算的工程一律适用新标准”。一个2024年就已发出招标文件的项目，哪怕2026年才办结算，按照衔接规则仍可能适用旧规；反之，一个2025年9月之后才发出招标文件的新项目，即便施工推进得快，也应当按新规则编制和执行。把这两个时间点混为一谈，是实务中大量无谓争议的源头。

　　对不同主体来说，动作重点也不一样。发包人一侧，应当在招标文件和合同中明确载明所依据的计价标准、工程量计算标准的名称与编号，并在专用条款中说明换版项目适用的具体版本，避免“执行国家现行标准”这种会随时间漂移的表述带来二次解释成本。承包人一侧，在投标和签约前就应当核对招标文件援引的是哪一版标准——这一项核对几乎不花成本，却直接决定了后续计量计价的游戏规则；发现援引混乱或前后矛盾的，应当在投标答疑或合同谈判阶段书面提出，而不是等到结算时再回头主张。争议已经发生的，处理路径同样要分情况：合同和招标文件有明确援引的，按援引确定；援引不明但能通过签约时点、招标时点、当地实施意见还原出应适用版本的，用这些时间证据补齐；如果连基本事实都无法还原，就要考虑把“适用哪一版”作为争议焦点先行确认，再谈具体金额，而不是笼统地把两种口径下的差额一并主张。

#三、判断三：清单列项与费用的账，谁该在过程中做实

　　第三个判断，把视角从“按哪一版标准”转到“谁把账做实”。标准换版同时带来的，是一批计价口径和费用构成的调整，比如列项要求更强调结合工程实际“应列尽列”、部分费用不再单独列项而并入其他费用科目、部分措施费用的下限约束被强化等。这些变化的共同指向，是把计价责任更多地压回发承包双方的合同与过程管理，而不是指望标准里有一把现成的尺子可以直接套用。

　　这就把举证责任推到了台前。解释一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承包人能够证明发包人同意其施工，但未能提供签证文件证明工程量发生的，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确认实际发生的工程量。第二十一条则规定，当事人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即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按照约定处理，承包人请求按竣工结算文件结算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八条还明确，当事人约定按固定价结算的，一方请求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几条放在换版背景下读，含义非常具体：标准只是计算的口径，真正决定胜负的是过程文件能不能把口径落到实处。

　　风险因此集中在两种相反的失误上。承包人的典型失误，是在过程中图省事，该办的签证不办、该留的计量记录不留，遇到清单列项口径变化时只用口头沟通，结果在结算阶段既拿不出签证文件，也无法用其他证据完整还原实际发生的工程量，只能退回被动。发包人的典型失误，是把“清单是投标人编的、报的是投标人的价”当成免责理由，忽视了合同一旦约定按清单计价，清单缺项漏项、费用科目归属不清带来的风险，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合同条款和过程确认来分配，而不是简单地把责任全推给对方。等到争议进入鉴定，第二十八条又可能把某些固定价项目的鉴定路径直接堵死，此时再想补证据，已经来不及。

　　处理路径的比较同样现实。一种做法是在签约阶段就把清单的完整性责任、缺项漏项的处理规则、费用科目的归属写进专用条款，把最容易在换版后产生分歧的部分提前锁死，代价是谈判成本上升、条款拟制要求提高。另一种做法是依靠过程结算，把每一期计量计价都用双方签认的书面文件固定下来，优点是账目清楚、争议可控，缺点是对现场管理和台账的持续性要求高，一旦中途松懈就会留下缺口。还有一种做法是等到竣工结算时再一次性对账，看似最省事，实则把所有的不确定性都压缩到最考验证据的时刻，风险最高。

#律师实务建议：把“换版”当成一次合同与台账的体检

　　第一，签约阶段把计价依据写实、写准。合同中应当明确载明所适用的计价标准和工程量计算标准的名称与编号，并针对换版项目约定适用版本及调整机制，避免使用“执行国家现行计价规范”“按有关规定结算”这类会随时间漂移的表述。对照北京市等地的实施意见，还应当关注换版后费用构成和列项要求的变化，在专用条款中明确相应费用的归属与调整口径。

　　第二，把新旧衔接的时间证据尽早固定。无论是招标时点还是签约时点，都可能成为判断适用哪一版标准的关键，相关文件应当系统归档；对跨越2025年9月1日的项目，尤其要注意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与施工合同之间在计价依据上是否一致，一旦出现引用混乱，应尽早以书面方式提出并要求澄清。

　　第三，把过程文件当成结算的基础工程来做。签证、计量确认单、过程结算文件、会议纪要，都是解释一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在实务中的落点；换版之后清单口径和费用构成的调整，更应当通过这些文件逐项确认，而不是留到竣工时一并争论。对于约定固定价的项目，还要留意第二十八条对鉴定的限制，提前评估证据是否足够支撑自身主张。

　　第四，争议阶段先把“适用哪一版”“约定优先还是标准兜底”这两个前提性问题谈清楚，再谈金额。前提没定就急着算总额，很容易在两种口径之间反复拉锯，既拖长周期，也不利于调解和谈判。

#结语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以GB/T 50500-2024的编号发布、原强制性国家标准GB 50500-2013同时废止，这个变化的分量，不在于标准内容改了多少，而在于它把结算依据的第一顺位重新交还给了合同本身。合同写得清楚、过程留痕扎实的项目，换版不过是一次口径更新；合同含糊、台账松散的项目，换版就会变成一场关于“按哪一版、按谁的账”的拉锯。与其等到结算时再去争论标准是不是“必须执行”，不如在签约和履约的当下，把适用版本、调整机制和过程证据一次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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