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董事高管违反忠实义务的损害赔偿——关联交易、竞业禁止与篡夺公司机会的实务争议

法律依据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法释〔2019〕7号）第一条、第二条。

#引言

一家科技创业公司的CEO，同时在外面注册了一家跟公司业务一模一样的公司。他用本公司的客户渠道签了订单，然后通过自家公司走账，价格便宜一成，客户很满意，他个人也赚了不少。

这种事在法律上不新鲜。但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公司怎么证明这笔交易"本来应该归公司"？怎么证明CEO的行为确实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损失金额怎么算？如果CEO提前辞了职，公司还能追责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高度集中在同一个法律地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新公司法于2024年7月1日起施行，对忠实义务的规范体系做了重大完善，明确列举了禁止行为类型，强化了损害赔偿责任。但法律条文再清晰，到了具体案件中，从事实认定到举证分配，从因果关系链条到损失量化，仍然处处是坑。

本文就围绕三个最常见的实务场景，逐一拆解其中的争议焦点和律师应对策略。

#一、违规关联交易：程序合规不等于实质合理

关联交易本身并不违法。公司法也不反对公司与董事、高管或其关联方之间进行交易。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交易是不是公平的？

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应当就有关事项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这一条比旧法有明显进步——将监事也纳入了规制范围，同时将"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的适用范围做了扩展。

但实务中的争议焦点，从来不在"有没有经过决议"，而在于另一个问题。

#争议焦点一：经过决议的关联交易，还能不能撤销？

这是实务中最高频的争议之一。

公司的关联交易已经走了正规程序——向董事会报告了，董事会上也表决通过了（关联董事回避），合同签了，钱付了。后来公司发现，这个交易的价格明显高于市场同类水平，或者交易条件对关联方明显有利。公司能不能以"损害公司利益"为由追责？

答案是：程序合规只是前提，不是护身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一条明确规定，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原告公司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现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请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赔偿所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被告仅以该交易已经履行了信息披露、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条规则的存在，直接击穿了"走过场就能免责"的幻想。审判实践的基本态度是：程序合规只是形式要件，交易价格是否公允、交易条件是否合理、交易是否真正有利于公司，才是法院审查的实质。

#争议焦点二：如何证明交易价格"不公允"？

这个问题的难度，远超大多数人的想象。

公司要主张关联交易价格不公允，首先得有一个可对比的"市场公允价值"。但在很多行业，尤其是定制化服务、非标准产品或技术转让领域，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精准锚定的市场价格。就算存在，对方也可以辩称：我们公司的交易有自己的特殊背景，价格差异是合理的，不能简单拿市场上其他交易直接对比。

实务中，法院通常采取以下几种认定路径：

第一，委托第三方评估鉴定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公允价值评估。这是最直接的路径，但评估成本高、周期长，而且评估结果本身也会受到评估方法、基准日期等因素的影响，存在被质疑的空间。

第二，以同期同类交易的市场价格作为参照。这种方式更为直观，但需要公司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同样或类似条件的交易，市场通行价格是多少"。

第三，以交易标的的实际使用价值或后续产生的经济利益作为参考。这种方式在公司买入资产或服务时较为常见——如果公司花高价买入的服务实际上价值低廉或者根本没有实际使用价值，本身就是价格不公允的有力佐证。

律师实务建议：公司应当尽早固化证据链条。 在发现关联交易价格可能存在问题时，立即对同期市场同类交易的价格进行取证，保留询价记录、行业报价、投标文件等证据。同时，如果能对交易标的的实际使用状况进行客观记录——例如花高价采购的设备长期闲置不用——也可以作为辅助证据。

#争议焦点三：追责对象能不能延伸到"协助方"？

关联交易通常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公司内部可能有财务负责人协助付款，外部可能有第三方中介机构配合操作。公司能不能把这些人也列为被告？

这涉及公司法规定的"协助者责任"边界。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明确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对于不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协助者，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关于共同侵权的规定，将故意配合、协助实施违规关联交易的第三人认定为共同侵权人，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但这种认定在不同法院之间尺度差异较大，有的法院要求非常严格的共同故意证据，仅仅知悉或被动参与，不足以构成共同侵权。

#二、竞业禁止：公司章程约定的"同类业务"究竟多宽？

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这个条款看起来一目了然，但落到具体案件中，争议非常多。

#核心分歧：同类业务的认定标准

"同类业务"怎么界定？是以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还是以公司实际经营业务为准？

主流司法态度倾向于后者。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通常写得比较宽泛，如果以此为准，基本可以说"同类的范围无限大"——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在注册时把几十个行业类别写进去。法院通常不会支持这种无限扩大的解释。

更合理的标准是：公司实际从事的业务，以及公司有明确商业计划、正在筹备或已投入实质性准备的业务。

举例来说，一家做教育软件的科技公司，其董事在外面又注册了一家同样做教育软件的公司，这显然构成同类业务。但如果这家公司只注册时在经营范围里写了"技术开发"，实际上从未涉足同类领域，董事会外面开的公司也不是软件行业，那就很难被认定为违反竞业禁止义务。

#实务中最常见的误区

很多公司在制定高管聘用合同时，会把竞业禁止的范围写得非常宽泛——不仅包括本公司现有业务，还包括"任何可能涉足的业务""同类业务的发展方向""与公司业务有竞争关系的业务"等等。

问题是，过宽的约定在法律上不一定站得住脚。

法院在认定竞业禁止义务是否违反时，会做实质性审查。如果公司把竞业禁止的范围写到了明显不合理的程度——比如一家制造企业的高管，离职后被指控在教育咨询领域竞业——法院很可能不会支持这种无限扩张的主张。

另外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维度：竞业禁止义务不能无限期化。

公司法规定的竞业禁止义务，对象是在任职期间的董事、监事和高管。对离职后的高管，公司只能通过竞业限制协议来约束，而且受劳动合同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严格限制（一般不超过两年，必须支付经济补偿）。很多公司混淆了"在任期间的法定竞业禁止义务"和"离职后的约定竞业限制义务"，导致在实际操作中高管的抗辩空间很大。

#三、篡夺公司机会：举证的天平在哪里？

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专门规定了"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篡夺公司机会"条款。这一条款在公司法修订前就存在，但新法做了进一步明确。

篡夺公司机会的诉讼，在实务中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举证难，但一旦举证成功，胜诉率相当高。

#公司的举证困境

"某个商业机会本来应该属于公司"这个主张的证明难度非常大。需要证明的点包括：

第一，该商业机会与公司的经营范围或实际业务有实质性关联；

第二，公司在合理时间内有能力或已经准备利用该商业机会；

第三，被告高管利用其职务便利获知或接触到了该商业机会；

第四，被告将商业机会转移给了自己或第三方，并从中获取利益。

每一点都不好证明。尤其是在第三个环节——高管可以说"我是通过私人渠道获得的这个商业机会"或者"这是我自己的资源，跟公司无关"，公司要反驳就得拿出可信的证据。

实务中有一种特别典型的场景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一家公司的销售总监，在任职期间利用工作中积累的客户关系，私下联系客户洽谈了一笔大单，然后把这个单子转到自己注册的另一家公司名下，在公司这里则回复说"这个客户没有合作意向"。

这种情况属于典型的篡夺公司机会，但公司要证明"客户本来有合作意向"并不容易。客户可能不愿意配合公司出具证言，或者客户本身也没有公开表示过意向，一切都是暗箱操作。

#新公司法带来的举证突破

新公司法的一个积极变化在于：第一百八十五条要求关联董事在涉及关联交易和公司机会的事项上必须披露相关信息，董事会应当有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虽然没有直接改变举证责任分配，但从实践效果来看，信息披露义务的强化为公司留下了更多追查线索的空间。

诉讼策略上，律师通常会建议公司在提起诉讼的同时，申请法院调取相关证据——包括高管的银行账户流水、对外投资信息、关联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等。在某些案件中，法院也会根据初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等条件，酌情将部分举证责任向被告倾斜。

#四、三种责任形态的竞合与路径选择

当董事或高管同时违反忠实义务的多项规定时（例如既做了关联交易，又篡夺了公司机会），公司面临一个诉讼策略的选择问题：该以哪个诉因为主？能不能同时主张？

从实务角度，建议按以下思路判断：

路径一：以关联交易损害责任为诉因

• 适合有明确交易行为和交易价格的情形
• 优势在于可以通过价格公允性鉴定来量化损失
• 劣势是诉讼周期较长，且司法鉴定费用较高

路径二：以违反竞业禁止义务为诉因

• 适合高管在外经营同类业务的情形
• 优势在于法律依据相对清晰，举证难度适中
• 劣势在于损害赔偿的计算可能比较困难——公司很难证明"如果不是高管的竞业行为，公司本来能获得多少利润"

路径三：以篡夺公司机会为诉因

• 适合公司本有机会但被高管截留的情形
• 优势在于一旦认定，赔偿范围可以包括公司本应获得的商业利益
• 劣势在于举证难度在三者中最高

实务中，公司诉讼策略的常见做法是三种诉因同时主张，以竞合方式提起诉讼，由法院在审理中确定最合适的认定路径。这与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是一致的——该条明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同时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两者可以并用。

#五、律师实务建议

#建议一：事前防御远胜于事后追索

很多公司是在高管已经离开之后，才发现之前存在违规关联交易或竞业行为。这时候再启动追索程序，证据往往已经散失或者被销毁。

更高效的做法是建立制度防线：

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忠实义务的具体执行规则，包括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要求。利用公司法赋予的自治空间，在公司章程中细化"需要报批的关联交易类型"，避免出现灰色地带。对于大额或高风险交易，可以要求在交易完成前聘请独立第三方机构出具价格审核意见。

同时，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明确董事、高管的定期报告义务，要求高管定期报告是否存在竞业行为或关联交易。这些制度本身不能完全阻止违规行为，但它能留下的书面记录，在后续争议中就是关键证据。

#建议二：发现违规后立即保全证据

一旦发现高管可能存在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应当立即采取证据保全措施，而不是先谈判或先调查。

第一步是固化公司内部记录——包括该高管经手的合同、审批文件、财务报表、工作邮件等。第二步是通过工商查询、公开信息检索等方式，核查该高管名义或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第三步是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考虑是否申请法院对相关银行账户或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建议三：合理评估损害赔偿的范围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所得收入归公司"和"赔偿损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实践中很多公司混淆了这两者的关系。

"所得收入归公司"的意思是：高管从违规行为中获得的收入（例如从违规关联交易中获得的分成、从竞业公司获得的利润等），应当缴纳给公司。这是"不当得利的返还"。

"赔偿损失"的意思则更为宽泛，不仅包括直接损失，还包括公司的预期利益损失、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等。两者可以并存，但总数不应超过公司实际遭受的损失。

#建议四：关注董事责任保险的实际价值

随着新公司法对公司治理要求的不断提高，董事责任保险（D&O Insurance）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虽然这个工具在国内的普及率还不算高，但对于拟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以及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来说，已经成为一项标配。

需要注意的是，董事责任保险通常不覆盖故意违反法律的行为。换句话说，对于已经明确违反忠实义务的高管，保险公司不会为其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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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中的忠实义务问题，往往涉及多方利益和复杂的证据链条。如有相关的合规管理或争议解决需求，欢迎预约测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