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批量产出的“黑稿”和差评，算不算商业诋毁——网络竞争中三个容易判错的实务问题

#引言

　　一家做智能硬件的公司，最近在三个平台同时遇到同一类麻烦：一批账号在短时间内发布了内容高度相似的“测评”，标题都带“实测翻车”“别再交智商税”，措辞不同、结论一致，配图东拼西凑，看上去像是不同的普通用户写的。更棘手的是，这些帖子下面紧接着出现大量差评，把店铺评分拉了下来。公司最初以为是正常舆情，等做过溯源才发现，这批内容的发布时间集中在两天内，句式有大量重复痕迹，很像是接上大模型批量生成后分发出去的。

　　这类情形在实务中已经不再罕见。生成式人工智能把“炮制负面内容”的门槛压得很低：过去要组织人写、要养账号、要设计话术，现在一段提示词就能产出上百条措辞各异的稿件或评价，还能顺手抹掉AI生成标识，让内容看起来更像真实的第三方意见。对竞争秩序来说，这是新问题；对规则来说，它其实落在了几条早已存在、且都在近期被强化的线上。

　　首先是竞争法这一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6月27日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修订，自2025年10月15日起施行，全法共41条。修订后的第十二条把商业诋毁写得比过去更清楚：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第十三条则专门针对网络，明确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妨碍、破坏他人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也明确不得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者指使他人对其他经营者实施虚假交易、虚假评价或者恶意退货。

　　其次是名誉权这一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第一千零二十五条则为公共利益下的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留出了空间，但把捏造歪曲事实、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合理核实义务、使用侮辱性言辞三种情形排除在免责之外。

　　最后是人工智能这一侧的标识与内容责任。《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要求提供者依法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任；《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十七条要求对智能对话、智能写作等可能导致公众混淆或误认的服务作显著标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国信办通字〔2025〕2号）自2025年9月1日起施行，其第十条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恶意删除、篡改、伪造、隐匿标识，也不得为他人实施这些行为提供工具或者服务。

　　规则并不缺。真正难的是把这些规则接到具体的帖子、账号和平台动作上去。下面三个判断，建议在遇到类似舆情时逐个走一遍。

#一、AI产出的“负面测评”，是商业诋毁还是正当评价

　　这一层的分歧往往最先出现，也最容易被舆论带偏。被抹黑的企业希望一句话定性为“造谣”，而发帖方通常主张自己只是“客观评价”“消费者有权吐槽”。要判断，得先把它拆成两个独立的问题：内容本身是否虚假或者误导，以及发布行为是否构成有组织的竞争性动作。

　　虚假或者误导的认定，不是看话说得多难听，而是看有没有事实基础、有没有明显带节奏的呈现方式。《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1号，自2024年9月1日起施行）第十一条对此列得比较细：不得组织、指使他人对竞争对手的商品进行恶意评价；不得利用或者组织、指使他人通过网络散布虚假或者误导性信息；不得利用网络传播含有虚假或者误导性信息的风险提示、告客户书、警告函或者举报信。也就是说，哪怕每条评价单看只是“感觉不好用”，只要它是有组织地投放、并且建立在虚构或选择性歪曲事实的基础上，就未必还能躲在“主观感受”后面。

　　反过来，正当评价的保护也有明确边界。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五条给的是“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的免责，这通常对应媒体、公众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商品或服务提出批评。普通商业竞争者发布针对性的负面内容，很难被直接装进这个口袋。更关键的是第一千零二十六条：判断是否尽到合理核实义务，要考虑内容来源的可信度、对明显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是否作了必要调查、内容的时限性、与公序良俗的关联性、受害人名誉受贬损的可能性以及核实能力和核实成本。这一条实际上是把“你说你是善意评价”变成了一道可以举证、也可以被质疑的证明题。

　　真正让判断变得复杂的，是AI这个变量。当同一批内容由模型批量生成、再用多个账号分发时，单条内容的“表达自由”色彩会被稀释，整体的组织性反而变得突出。此时企业需要证明的是两条：内容层面存在虚假或者误导，行为层面存在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传播的组织链条。前者靠内容比对和事实核查，后者靠账号关联、时间分布、发布规律这类痕迹。两条只要有一条立不住，主张商业诋毁就会变得吃力。

　　落到操作上，企业遇到疑似批量黑稿，第一步不该是发声明，而是先固定证据：把每一条内容连同页面、账号、发布时间、阅读与互动数据完整留痕，避免对方删帖后无从追溯。第二步做内容比对，看是否有同一模板、同一错别字、同一配图在不同账号间重复出现的现象。第三步才是判断定性——只有把“虚假或误导”与“有组织传播”这两件事都做实，后续无论是行政举报还是民事诉讼，才有支点。

#二、水军机构、AI工具方和平台，各担多少责任

　　第二条线是责任分配，也是这类纠纷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环。企业习惯只盯着发帖的那个账号，但真正值得追究的，往往是账号背后的组织者，以及明知却放任的平台。

　　先看组织者。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把“指使他人编造、传播”明确写了进去，第十三条也把“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者指使他人对其他经营者实施虚假交易、虚假评价或者恶意退货”单列出来。这意味着，躲在账号后面的那家公司、那个营销团队，本身就是被规范的对象，而不只是被利用的工具人。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还专门补了一句：客户端、小程序、公众号运营者以及提供跟帖评论服务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故意与经营者共同实施前款行为。也就是说，帮人“发帖”“控评”的中间服务方，并不天然是中立的。

　　再看AI工具这一侧。这里要避免一个常见误判：把工具提供方一律当成“技术中立”的挡箭牌。标识义务是绕不过去的。标识办法第十条明确禁止恶意删除、篡改、伪造、隐匿标识，也禁止为他人实施这些行为提供工具或者服务。如果一家正规模拟人声或写作服务被用来批量生产匿名诋毁内容，而平台方又对明显的滥用行为不闻不问，它在合规层面就很难完全摘清。当然，工具方的责任边界需要个案判断，不宜一概而论，但它不应被默认排除在责任链之外。

　　最后是平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建立了通知规则：权利人有权通知平台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平台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同一条还明确，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把双刃剑必须记牢。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则进一步规定，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平台这一侧的合规义务还在持续加码。《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令第17号，自2024年8月1日起施行）第十二条要求平台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加强识别监测；第十四条要求建立用户账号信用管理体系；第十五条要求发现违法信息立即停止传输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第十六条还专门约束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通过夸大事实、过度渲染、片面报道等方式采编发布、转载涉网络暴力新闻信息。对批量、同源的负面内容，平台是有能力也有义务识别的。

　　路径选择上，企业的取舍很清楚。只发律师函、只找发帖账号，成本最低，但往往打不到组织者，帖子删了还会换个号再来。同时向平台提有效通知、固定平台的处理记录，能较快止损，但要接受错误通知的反向风险，所以通知里的初步证据必须扎实。把组织者一并列为追责对象，才能触及问题的根子，代价是取证周期更长、对证据链的要求更高。

#三、被黑企业能走哪几条路，各自代价是什么

　　第三条线是路径比较。规则给了至少三类工具，各自的成本、周期和效果差别很大，混着用容易顾此失彼。

　　民事路径是最常用的一条。可以以名誉权受侵害提起侵权之诉，请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也可以直接以商业诋毁为由主张不正当竞争。这条路的优势是能同时解决止损和赔偿，判决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澄清效果；劣势是周期长、举证要求高，且损失的具体数额往往难以精确量化。如果情况紧急、损害正在持续扩大，还可以考虑人格权侵害禁令等临时性救济，但这类救济对“难以弥补的损害”有较高要求，需要在申请前把紧迫性讲清楚，而不是把材料堆得越厚越好。

　　行政路径的成本相对低、见效相对快。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违反第十二条损害其他经营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二十九条对利用网络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也有对应罚则：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举报的价值不只在于处罚对方，还在于由行政机关固定事实，为后续民事索赔提供一个已经过核查的基础。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抓手，是平台治理本身。把有效通知发给平台、要求删除屏蔽，同时要求平台说明对同源账号群的处理结果，既是止损手段，也是证据来源。平台的处理记录、账号关联信息、内容比对结果，在后续诉讼里往往比企业单方截图更有说服力。

　　三条路并不互斥，但顺序有讲究。证据没固定住就急着发声明，等于提前告诉对方删帖；通知里初步证据不足就要求平台下架，反而可能落入错误通知的责任；只做行政举报不做民事索赔，又等于放弃了损害赔偿。理智的做法是先固定证据、再评估定性、然后按“平台止损—行政举报—民事索赔”的顺序推进，并根据对方的反应随时调整。

#律师实务建议

　　结合这三条线，企业在遇到AI批量黑稿时，建议按以下动作落地。

　　第一，把证据固定当成第一优先级。对每一条内容，完整留存链接、账号信息、发布时间、阅读与互动数据，优先使用可信时间戳、公证或者区块链存证等能够证明“何时存在”的方式，避免仅凭普通截图在庭上被质疑真实性。同时保存页面的完整结构，而不是只截文字部分。

　　第二，做一次内容层面的技术比对。重点看是否存在同一模板、同一措辞习惯、同一配图的跨账号重复，以及发布时间的异常集中。这批材料既是判断是否构成“有组织”的依据，也是向平台和监管部门说明问题的基础。

　　第三，判断内容是否带有生成合成痕迹，并据此主张标识义务。如果内容明显具有AI生成特征却未作标识，可以一并提出；如果存在标识被恶意抹去的情况，可以援引标识办法第十条的禁止性规定。这一步的意义在于，它能把单一的名誉权争议，拓展为对AI滥用行为的系统性追问。

　　第四，通知平台时把初步证据做实，宁可少写、不要多写。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民法典都给了权利人较强的工具，但错误通知要自负其责，所以通知应聚焦于能够证明侵权成立的核心事实，而不是罗列情绪化指控。

　　第五，把组织者和中间服务方一并纳入视野。追责对象不应只停留在发帖账号，而应通过账号关联、资金流向、推广记录等线索向上追溯，判断是否存在指使、组织或者共同实施的情形。

　　第六，同步评估行政举报与民事索赔的配合节奏。行政处罚对事实的认定，可以显著降低后续民事诉讼的举证难度；而民事诉讼中对损失的量化主张，又可以让行政路径之外的实际损害得到救济。两条路配合，比只走其中一条更完整。

　　最后提醒一句：AI降低的是造假的成本，并没有降低造假的法律后果。对被侵权企业来说，工具越容易获得，越应该把证据链和路径选择做得更扎实，因为对方同样可以用“这是网友自发评价”来模糊焦点。

#结语

　　AI本身不是问题，把AI当作低成本抹黑工具、再抹掉痕迹假装成“民意”的做法才是。规则这几年其实已经把口子收得很紧：商业诋毁的构成更清楚，网络竞争的行为类型更细化，生成合成内容的标识义务也落了地。对企业而言，真正的分水岭不在于有没有被黑，而在于事发之后，是忙着发声明、还是先把证据固定住、把责任链看清、把路径排好顺序。前者靠情绪，后者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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